汽车在线讯:5月,新疆人多里昆·土努干江的“骑行中国”之旅变得有些坎坷。各地接连发生的暴恐事件,让他成为了一个身份敏感的人。
尽管被盘问的频率越来越频繁,尽管住不上旅店的次数越来越多,这位31岁的维吾尔族男子,仍要将他历时近1年的骑行旅途继续下去,而且旅途有了新目的,原本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人,而今更为弥补暴恐事件给新疆人带来的形象伤害。
留着络腮胡的他,一次一次发动起破旧摩托车,驶向全国旅行的下一站。虽然问路被阻,求助遭拒,甚至收到死亡警告,但他不愿放弃。
一、“我是新疆人,他们都怕我”
5月8日早上,广西河池市,戴着黑色少数民族花帽的多里昆走到市政府大院门口,探头向里张望。
大院的保安顿时很紧张,眼睛直勾勾盯着多里昆。
多里昆来这是为了在随身带的那个旧笔记本里,盖一个河池共青团的章。这是出发前,他的老家新疆伊宁的团委书记叮嘱他的。过去的一年里,每骑行到一个城市,他就跑到当地共青团办公室盖章,而今已经攒了数百个。
当年出发时,团委书记还曾特意为他张罗了盛大的欢送仪式。仪式上的照片,至今被多里昆粘在笔记本的第一页——照片里,他被鲜花和笑容簇拥,意气风发。
然而,最近几个月,盖章这事变得越来越艰难了。疑惑的保安听完请求后喊来了保安科长,记者上前帮忙交涉,保安科长才同意放行。
通过时,保安小声和记者解释:“昆明和乌鲁木齐的事情出来后,大家对新疆人都很怕。”
走进办公楼,1楼电梯门前,许多人在等待乘梯。身高一米八,高鼻深目,留着络腮胡子的多里昆走过来,原本说笑的人群瞬间沉默。电梯到了,人群自动左右分开——没人愿意和他乘同一趟电梯。
电梯里,多里昆站在墙角,有些暗的灯光打在他轮廓清晰的脸上,“我知道,我是新疆人,他们都怕我,不敢进来。”
那一天,坏情绪一直在困扰多里昆,直到盖完章后回到酒店,看见他那辆宝贝摩托车,他才感觉踏实一些。
已经遍布尘土的二手摩托车上,用红色的不干胶拼出了许多标语,比如“游遍全中国”之类,今年3月昆明事件后,标语多了一条“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一家人”。 摩托车开在公路上,后座那个破旧音响会放出高音贝的维吾尔族歌曲;车尾的三面红旗迎风招展,露出他父亲的临行赠言——“新疆民族与全国各民族和谐相处”。
这一天距离他出发一周年只差13天,和一年前刚上路时相比,他的骑行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。他很难遇到笑脸,迎接他的更多是躲避、畏惧、拒绝甚至仇视……
二、“你是个该死的人,干掉你”
一年前,多里昆决定骑行中国,他找到当地团委,团委觉得想法不错,可以宣传民族团结,不但开具了介绍信,还送上国旗、团旗、并支援一部分资金。
刚上路时,他意气风发,各地遇到的汉族朋友对他多很友善,问路求水之类少有阻碍。在大理,一群汉族背包客,还在他本子上写满了祝福话语。
然而,3月1日昆明发生暴恐案后,一切开始发生变化。多里昆很快发现,他成为暴恐的直接受害者:人们不再乐于为他指路;更多招待所开始拒绝他入住;就连警察也开始越发频繁地检查他的证件和行李,“有时候一天会碰上五六次”。
“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人,有一个就得抓一个。”聊到暴恐,多里昆的立场很明确,但有些事仍让他想不明白:“几个人犯下的错,为什么要让所有新疆人负责?”
突然的转变,开始让多里昆的情绪变得紧张。3月22日,湖南长沙,交警肖强在值班室里见到多里昆——他因为违反“禁摩令”,将车骑上橘子洲大桥被交警扣下,“他很紧张,不停重复一样的话,情绪不太好”。
多里昆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,焦虑不安地掏出了几乎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资料。那时候,长沙也刚刚发生少数民族商贩砍人事件,一些人开始心存偏见。肖强决定帮帮他。她是湖南红网论坛的版主,也有熟悉的媒体朋友。
记者在2天后见到了多里昆,“他穿着黑色雨衣,络腮胡子,好像吃了很多苦,精神状态不太好”。见到记者,多里昆挽起他的手,“反反复复说着‘56个民族是一家人’——至少几十遍”。
“湖南是最欢迎我的地方,没见过这样热情的。”多里昆说,媒体的介入让他的骑行变得顺利。在湖南的很多城市,当地网友 “提前10公里就安排接应”,他的住宿、吃饭、盖章都不成问题。
不过,多里昆没能想到,意料之外的麻烦却开始找上门。他开始频繁接到恐吓电话。这些操着维吾尔语的电话,多在晚上6点到凌晨3点响起。“你是个该死的人”,“要干掉你”。多里昆试图表达“56个民族一家亲”的观点,对方不容他解释:“放屁”。
恐吓者开始试图用行动阻止他走下去。在深圳,有人打来电话,表示愿意资助他骑行。他赶到约见地点,却发现对方一行有七八个人,胸口还好像藏着刀。他掉头就跑,自此不敢再随便接陌生电话。
多里昆并不打算放弃,“我是男人,说话要算数”,他觉得只有完成骑行,才能证明自己对祖国的心意。但恐惧仍然会经常在深夜袭来。记者多次接到他的电话,听他念叨着:“我觉得我活不久了”“中央首长知道我的事情吗?”“我已经有儿子了,死了也无所谓了。”
多里昆曾问记者:“如果我死了,你还会记得我吗?”“他是半夜突然问我的,听起来特别伤感”。
三、“麻烦的事越来越多”
“麻烦的事越来越多”。5月8日的5个小时里,多里昆盘腿坐在广西河池的酒店地毯上诉说他的委屈——当然,那更多来自他无力改变的现实。
他骑行在路上的时候,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了爆炸案、广州火车站发生了砍人事件。但对于他来说更麻烦的事情是,在广东肇庆,他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。
这让他开始成为不受欢迎的人。在广西北海,连续被18家旅馆拒绝后,他只能把摩托车停在路边,倚在上面打盹。他始终记得,一家招待所老板在拒绝他后喊着:“新疆人都不是好东西!”
“这句话让我心痛了很久”,多里昆操着并不流利的汉语说。
他说起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发当晚,自己抵达广西崇左。在路上, 4名警察把他请到了派出所。“他们什么都没问,大概看我是个新疆人吧。”几个小时后,身份确认,对方道歉,并安排他在宾馆住宿。
多里昆的父亲在电话里得知此事,急着要赶到广西。“算了,没事。”多里昆安慰着,他知道这与恐怖事件有关,心里却无法平静,“我是来宣传民族团结的,可以原谅他们,但如果换成其他新疆人能理解么?”
在接触过多里昆的记者们看来,多里昆的汉语水平和沟通方式,也容易导致他陷入麻烦。多里昆并不善于介绍自己,遭到拒绝后,往往会变得很烦躁。
记者曾经为他设计了一套介绍词,但似乎并没有太大成效——还是经常会接到求助电话,电话那头,多是已经很不耐烦的共青团办公人员、民警和旅店老板:“有一次我听到他直接对警察喊‘哎,你来接电话’,毫不客气。这种豪爽,的确容易产生冲突”。
记者开始减少帮助次数,他觉得,多里昆通过自己的方式克服困难,才更有意义。
4月10日,在广东汕尾的一条村路上,多里昆遭遇了一次摩托车翻车,所幸没有受大伤。因为不会写汉语,又想把这场意外记录在本子上,他向路人求助,却发现”他们都跑得特别快”。
最后,一位28岁的年轻小伙子应允了他的请求,草草帮忙写了一行字”2014年4月10日,摩托车翻倒”。
小伙子不算白帮忙,坚持收费10元。
四、“五个手指长短还不一样”
多里昆坦言,他骑行中国,除了宣传民族团结,也有个人目的。
多里昆年轻时行为鲁莽,曾因酒后犯事服刑七年,因在狱中表现良好,2012年,他提前刑满释放回到老家。然而,他发现生活全变了:想找朋友,大家都不愿往来;想做生意,银行也不给贷款。
他想通过这次骑行,证明他是一个有社会公益心的好人。
在广东,他帮助了一名云南流浪汉:带他洗澡、剪头、吃饭、买衣,给他买回家的火车票。流浪汉不敢坐上他的摩托,说“新疆人不好”。多里昆则摊开手掌:“五个手指长短还不一样,新疆有好人也有坏人”——“我是好新疆人”。
“做好人”有时也会让多里昆陷入窘境。5月8日,在广西河池前往柳州的路上,他又“捡”到一名流浪汉。他请对方吃饭,给对方掏钱买车票,自己兜里却只剩下几十块钱。
“钱我自己会想办法,帮了他,我高兴。”他情绪高亢地告诉记者,尽管两天后,他饿到下午3点都没吃上早饭——给摩托车加完油,他全身只剩下两毛钱。
“做好人”并没有给多里昆的旅行带来太多便利。当到了新的地方,麻烦又开始重复。在广西柳州,他再次被警方彻底检查;随后他又被多家旅馆拒绝入住。
“太麻烦了,我气坏了!”5月9日凌晨1点,多里昆用不熟练的汉语在电话里反复嘟囔着,“越来越麻烦了,太不好走了”。
尽管诸多抱怨,多里昆仍然没说出“放弃”两个字。第二天,他又开始重复说起“56个民族一家亲”的愿望。他说起4月底,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新疆视察,曾经让他兴奋得整晚未眠。
他把看完新闻那夜称为“一年里心里最舒服的晚上”——“(主席)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,一模一样”。